《红灯记》何以成为第一样板戏？钱浩梁的人生又为何因此起起伏伏
《红灯记》何以成为第一样板戏？钱浩梁的人生又为何因此起起伏伏
1961年，沈默君，这位才华横溢的编剧，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后终于“摘帽”。他曾在剧院担任编剧，并在总政创作组有过深厚的创作经历。其中，他的代表作电影剧本《南征北战》广受好评。在这一年，他倾注心血创作出了《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本。1963年，这部电影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观众对其赞不绝口，也使得沈默君的才华再次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业界的认可。
电影的成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哈尔滨市京剧院率先看到了剧本的潜力，于是他们排演了京剧版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此后，上海沪剧团也将其改编为沪剧《红灯记》，使得这个故事以更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时，林默涵也看到了这部作品的影响力，他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将沪剧《红灯记》改编成京剧。到了1964年，旗手决定将两个京剧版本进行合并，并定名为《红灯记》，这个版本成为了京剧的经典之作。
然而，尽管《红灯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沈默君的境遇却并未因此改善。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在京剧《红灯记》公演时，他的名字被刻意忽略，甚至在剧本改编的署名中，“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字样也彻底消失。
在沈默君写作《红灯记》的过程中，他与共同度过患难时光的罗国士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罗国士连连来信，表达了他强烈的愿望，希望能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沈默君的身边将他的小说—《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化为电影剧本。
在沈默君的帮助下，罗国士如愿以偿地来到了长影，并与沈默君同住一室。为了赶任务，两人进行了紧密的合作，沈默君写一场，罗国士就帮助抄一场，并在抄稿的过程中进行了文字润色。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取名为《自有后来人》。
剧本完成后，立即受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关注，并被拍成了电影。此后，更是被改编成了现代京剧《红灯记》。《红灯记》的故事背景以东北抗日联军为题材，生动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上世纪60年代，电影一经上映便在全国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久后，上海沪剧团便将其改编为沪剧，而哈尔滨京剧院更是率先将其搬上了京剧舞台，当时剧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此后，该剧成为了中国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
六十年代至今，《红灯记》汇聚了众多杰出的艺术家，如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李维康、冯志孝、孙岳、王晶华、杜富珍和张岚等，他们都曾先后参与这部经典剧目的演出，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次的感动与震撼。
电影《自有后来人》上映后，引发了一股改编热潮。其中，哈尔滨京剧团移植改编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影响尤为深远。此时，恰逢现代京剧蓬勃发展之初，哈尔滨京剧团看中了这个剧本的潜力，在经过重新编排后，恢复了剧本的最初名字。这部现代戏上演后，便一炮走红，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
与此同时，上海爱华沪剧团也将其移植改编为《红灯记》。1963年2月，旗手在上海观看了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深受触动。她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索要了剧本，打算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
同年10月，找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上级、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根据这个本子重新改编现代京剧。林默涵对旗手交待的事情自然不敢怠慢，他立刻请来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阿甲，希望阿甲能够承担这项重任。虽然林默涵当时并没有明说这是旗手交待的事情，但他也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阿甲，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携手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等人，共同投入了京剧《红灯记》的排练之中。他将多年来对现代京剧的探索和研究的心血，全都倾注在这部剧作里。从演出到舞美，再到唱词，每一个细节，阿甲都进行了精心地设计与安排。在剧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红灯记》的演出一炮打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轰动。
然而，当人们提及“样板戏”《红灯记》时，他们通常指的是1970年5月的演出版本。这个版本在细节上作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改动。故事的发生地从“东北”变为了“华北”，部队名称也由“东北抗日联军”更改为“八路军”，而“北山游击队”则变成了“八路军柏山游击队”。
除了地理和名称的更改，剧情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例如，增加了“刀劈鸠山”这一情节。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修改并未给剧目带来艺术上的提升。相反，冗长的叙述和过多的打斗场面反而影响了剧目的整体结构，同时也削弱了李玉和“英雄之死”所带来的悲剧崇高感。
在《红灯记》的改编过程中，旗手以文艺界领导的身份提出了诸多意见。她关注到了剧中的每一个细节，从铁梅举红灯跑圆场的长度，到奶奶的服装设计，再到监狱场景的布置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建议无疑对剧目的最终呈现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结局改为武戏这一显著变化外，重新配置的曲白也是这次改编的重要方面。奶奶以家常问话开场，引出铁梅对父亲的敬爱之情。然而，接下来的对话却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奶奶突然爆出惊人之语：“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铁梅闻听此言，震惊不已。紧接着，奶奶又抛出一句更加出人意料的话：“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这一连串的意外使得铁梅完全懵了，反应强烈。这时，奶奶才揭示了真相：“咱们祖孙三代不是一家人”，而且三人各姓各名，让人不得不信。
在序和正文之间，奶奶安排了一段唱词，解释了她十七年来从未提及往事的原因。她担心年幼的铁梅无法理解，而如今情势危急，她怕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这段唱词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心理准备，预示着接下来的往事将非同小可。以唱引念，充满激情。说完家史后，奶奶又唱起了一段概述李玉和十七年来革命生涯的唱词，并嘱咐铁梅继续革命。这段唱词由念转唱，情绪持续上扬，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铁梅在听完家史和嘱咐后深受感染和教育，她立志要革命到底。她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唱出了“红灯高举闪闪亮”那些动人的词句。最后祖孙二人高举红灯亮相，感情达到高潮。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著名剧作家范钧宏生前对这场戏赞不绝口。他认为家史的程式安排非常出色，“家史要说得生动、形象、非念不可；感情要抒发得淋漓尽致、以唱为宜。”他对这场戏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这种说家史唱感情的艺术构思和以唱带念、由念转唱的音乐布局在剧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无疑是对这场戏中音乐和唱词设计的充分肯定。
在《红灯记》中，斗鸠山、说家史等场次的说白较多，而鸠山到李家骗取密电码一段的说白也十分精彩。这些说白与剧中的唱词相互辉映，使得剧情更加生动有趣。
同时，《刑场斗争》一场则是唱功戏的重头戏，其中包含了李玉和的独唱以及他与奶奶、铁梅的对唱等精彩唱段。奶奶在说家史前后的唱词也如前所述那样引人入胜。而铁梅的几个唱段则分别标志着她性格成长的几个阶段，是极其成功的设计。
关于李玉和在《红灯记》中的一些改动，可以说是得失参半。其中，将密电码由铁梅从炕洞里取走转变为李玉和在粥棚趁机脱手，然后将其藏在西河沿老槐树旁的石碑下，这一改动显著地展现了李玉和的斗争经验与智慧，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改编。
另外，王连举原本的台词“快背走，我掩护”改为李玉和说的“我背走，你掩护”，这一细微调整却凸显了李玉和在危急关头依然能保持冷静，镇定地指挥，这也是一处妙笔。再者，与交通员对暗号时，由原本的奶奶主动点小方灯变为李玉和的示意，也进一步强化了李玉和的主动性和领导地位，这样的改动同样是恰到好处的。
然而，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改动。比如在斗鸠山的一场戏中，取消了鸠山官邸的歌舞元素，这一改动或许简化了剧情，但同时也可能减少了戏剧的层次感和观众的视觉享受。李玉和上场唱的四句中，“风云突变必有内奸”一句，虽然增加了悬念，但过早地暗示了内奸的存在，可能让观众过早地猜到了剧情发展，降低了剧情的紧张感和惊喜。
钱浩梁，这位才艺出众的京剧演员，在《红灯记》风靡一时的年代，因精湛地扮演李玉和而声名鹊起，他的演艺事业也随之一路攀升。然而，人生总是充满了变数。
之后，钱浩梁的人生遭遇了重大挫折，一度陷入低谷。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重新站了起来，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京剧教师。
早在1962年，中国京剧院为了注入新鲜血液，从实验京剧团中精选了40位年轻演员加入，钱浩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进入这个名家荟萃的艺术殿堂后，他深感自己与大师们的差距，因此更加刻苦努力。他细心观察、体会梅兰芳、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等京剧艺术大师的每一次演出，不断从中汲取灵感和技艺。这种虚心学习和不懈努力的精神，让他的演技突飞猛进。
随着《红灯记》的成功演出，钱浩亮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在“文革”初期，他已经成为能够左右中国京剧院的重要人物。
新世纪以来，《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频频复演，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巡演，甚至还走出国门，在宝岛台湾演出。这部承载了无数故事和历史的经典剧目，已经亮灯了快半个世纪，而且它的故事还将继续传承下去。钱浩梁与《红灯记》的紧密联系，也成为这部经典剧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