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蓝衣社：由黄埔学生自发成立的爱国组织，后来咋成特务组织？

2025-12-16 21:53

揭秘蓝衣社：由黄埔学生自发成立的爱国组织，后来咋成特务组织？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滕杰——蓝衣社的初衷

我们称作蓝衣社的团体，最早的倡导人并不是刘健群，而是滕杰。滕杰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1931年7月1日万宝山事件发生时，他是在日本留学的60多名黄埔毕业生之一。

当时，满洲发生的中国当地居民同日本领事馆警察的冲突正煽起中、日两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滕杰同萧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然而，到达南京以后，滕杰惊愕地发现，政府完全瓦解了，民众精神士气低落，对于这场提前爆发的战争没有做任何准备。

由于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危险，滕杰决定不返回日本继续其学业，而同他的未婚妻一起，花了近二周的时间，草拟了一份拯救国家的计划。这一计划的要点是要建立一个由黄埔军校毕业生领导的、秘密的、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团体。

他们期望在蒋介石的领导和孙文主义指导下，这样一个团体将能够在紧急时刻为国家提供一个头脑清楚、行动迅捷的领导集体。

然而，当藤杰开始为这个新团体吸收成员时，遇到了反对。

蒋介石从前曾告诫过他的黄埔学生，由于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他们不应该形成宗派集团或者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同滕杰接近的一些黄埔毕业生害怕违反了这条禁令。

但是，滕杰最终争取到颇受人敬重的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曾扩情的支持。从那以后，其他黄埔毕业生也就更乐于赞成滕杰的计划。到1931年9月日本入侵满洲时，这个团体已发展到40余人，其成员均是黄埔第一至第六期的毕业生。

该团体从邓文仪的拔提书店借了300银元，在南京设立了“筹备处”，由滕杰负责。在贺衷寒的建议下，该团体取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不久，力行社向北京、西安、福州以及其他主要城市都派驻了代表，以便吸收其他黄埔毕业生参加该团体。当力行社在党、政、军、警各机构内都建立了基层组织后，便指挥了一场广泛的攻势，矛头直指共产党地下组织、为日本情报机关效力的汉奸以及所有一切反对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分子。

尽管这些活动的详情尚不清楚，但干国勋声称，同5个月以前相比(那时日本正入侵满洲)，中国在1932年1月(当时日本人正在进攻上海)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民心士气与秩序安定，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力行社的这些活动。

在这期间，该团体并没有把力行社的存在与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忍心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再加重蒋介石的负担。

2、被告发后蒋介石的态度

但是，1932年1月，一位名叫李一民的黄埔毕业生威胁要向蒋介石告发滕杰等人违反其黄埔毕业生不准参加政治活动禁令的行为。由于害怕蒋介石会误解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力行社的领导们指示当时担任蒋介石私人秘书的邓文仪，将他们的活动和计划向蒋介石报告。

由于蒋介石已在1931年11月的政治危机中被迫“下野”，此时正居住在溪口老家。当邓文仪汇报了他从前的学生所从事的秘密活动后，蒋的态度开始并不明朗。但他同他的学生一样，对政府内部存在的士气低落、追求个人私利、腐败等现象也表示了忧虑。此外，他也了解到这些青年军官对他个人的忠诚。

因此，在结束隐退而于1932年1月21日返回南京复职后的某天，蒋介石召见了滕杰、贺衷寒和康泽一这个新团体三位最积极的领导人，并宣称自已支持他们的计划。

但是，他又补充说，“你们年纪很轻，经验不足，恐怕做不好，让我来指导你们吧。”

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力专注于淞沪方面的抗战，但他对其学生的计划仍然很感兴趣。在2月底，或者可能是8月初的一天晚上——那时上海方面的战事还未正式结束——他召集力行社的28位筹备人员举行了秘密会议。会议是在位于南京郊区中山陵园下的一座平房里召开的。会上，蒋介石要这些青年军官谈谈他们的新团体以及未来的计划。

回答问题时，这些军官按照他们从军校毕业的先后时间依次发言，向蒋介石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和希望。整个会议过程中，蒋介石都静坐着，耐心倾听军官们的发言，只有当他对某些要点没听清时，才偶尔询问一两句。到晚上11时，讨论已经进行了8个多小时，仅有7位青年军官发表了意见。为此，蒋介石指示他们明晚同一时间在此继续开会。

为了使28位军官每人都有充分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又同他们会见了两次以上。最后，大约是在3月1日，该团体在市内的励志社里再次集会，正式宣布力行社的成立。这次会议是在白天召开的。与会的每位军官都宣誓服从，牺牲个人，决心为国家、民族和孙文主义而奋斗。滕杰被任命为该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书记长。

3、刘建群——护党救国的“具体计划”

在蒋介石第二天晚上召集的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插曲。令与会者吃惊的是，按照顺序前晚已发过言的桂永清突然站起来请求允许他再次发言。他宣称希望能够推荐一位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叫刘健群，是位文人，现任何应钦将军的秘书。

由于没有人反对这一推荐，蒋介石点头同意，并让桂永清通知刘健群明天上午8时到他的(蒋介石的)办公室一谈。

在第二天上午的会谈中，刘健群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们后来又多次会面——至少谈了10次。在这一系列会谈结束后，蒋介石任命刘健群为中央军校政训处长。翌月，又委派他担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这是一个负责整个军队系统政治训练的重要职位。

刘健群的那份使之受到蒋介石青睐的护党救国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1931年春天，那时刘健群在何应钦主持的剿共总司令部南昌行营里任职。在南昌，他同一些朋友开始讨论国民党自1927年夺取政权以来，革命令人失望地衰落下去的原因。

他们感到，一些国民党领袖只考虑他们个人利益，却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宗派活动正在毁坏国民革命运动的团结；党的基层组织正在萎缩；党和民众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正在同人民疏离。

这些讨论的结果，形成了刘健群的文章《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该文就是桂永清所提到的那些“具体计划”。

到了1932年1月，刘健群和友人宣介溪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首先来到南京拜访陈立夫，并想通过陈立夫而将他们的计划呈递给蒋介石。但陈立夫当时不在南京，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联系未能成功。

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建立了一个秘密社团，该社团具备了刘健群文章中所设想的“布衣团”的雏型。同年4月，这个社团已由最初的6人发展到18人。

4、蓝衣社名称何以用于力行社？

长期以来，关于蓝衣社一词的来源以及为什么会将这个名词用于力行社，一直被弄混淆了。

力行社成员常常争辩说，这个名词是日本人或共产党人杜撰出来的，其目的是要通过捏造其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希特勒的褐衫党，并以此来诋毁国民政府。

有一点是明确的：蓝衣社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这个当时不仅在中国公众中，而且在蓝衣社成员内部均普遍流行的新生词语。

一个普遍的说法——被大多数中国人和一些日本人所接受，一是刘健群在他写于1931年初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字眼。

而事实上，自刘健群发表了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之后，这一名词似乎就为中国公众所熟知。这可能是刘健群《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一文的第二个标题或副标题，抑或可能还有一篇完全不相同的文章。总之，由于当时上海和南京的几家报纸转载了该文的一部分，因此该文的标题和作者均已出名。

然而，刘建议用“布衣团”的名称，蓝衣社的字眼并没有在小册子的任何一页上出现过。刘自己坚持，蓝衣社的名称是由日本人首先使用的，其目的是以蓝衫附会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来诋毁蓝衣社运动。从此，蓝衣社的名称便被中国人自己普遍使用了。

后来，当刘健群成为力行社的领导人后，一些局外人因此做出了合乎逻辑的——但是错误的——推断，既然刘健群在其文章中这么写了，那么他现在参加的这个秘密组织的名称一定叫蓝衣社。而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该组织的名称早已不复存在。

尽管刘健群原先的蓝衣社并不是力行社这个团体的前身，但是，他关于改革国民党的意见或许对该团体有较大的影响。《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在干国勋等人的回忆文集前言中特别提到：力行社“承袭了”蓝衣社的“主要构想”。而且刘健群曾两次担任力行社的书记长。

5、法西斯主义与蓝衣社

对于蓝衣社而言，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能够保存中国的方法。自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团于1928年末在南京建立后，中国军官就充分地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11月至1929年5月领导顾问团的马克斯·鲍尔上校就与希特勒和德国纳粹运动保持着紧密联系，在顾问团中，他的许多部属被挑选出来，至少是因为他们具有和他一样的政治倾向。

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复兴国家的目标高于其他一切价值。蓝衣社《纲领》规定：

“国家是最高的和神圣的，民众的唯一职责就是保证自己捍卫国家利益。”

对于蓝衣社，法西斯主义有吸引力是因为它荣耀了民族，而且，似乎为建设强有力的和伟大的民族提供了一种已被证实的方法。法西斯主义，如同《社会新闻》一个记者评论的，“它是最实际的，最勇敢的，最有力的，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

法西斯对最高领袖的顺从原则是蓝衣社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蓝衣社的纲领宣布：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因此，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昕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

据报道，贺衷寒认为，“服从领袖是无条件的；每个人必须真挚坚定地与他同生死，共患难。”

蓝衣社分子不断发出决心“以暴制暴”的声音，他们深信这点也是完全有理由的，在当今世界，道德荡然，唯有权力是成功的保证。所以今日中国没有其他复兴之路可走，只有用绝对革命的东西，如暴力，才能支持国家至上的原则。

而由于其组织的秘密性，暴力有时候只能借助特务活动来施行，这就是为何蓝衣社被称为特务组织的主要原因。

6、戴笠——把蓝衣社带上特务组织的人

蓝衣社的活动在中国造成了几乎普遍的恐惧和憎恨，它被称为“特务”——情报和恐怖活动的一种委婉说法。

蓝衣社特务的主要头目是戴笠，他到1946年在飞机失事中摔死前一直是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副手之一，是中国权倾朝野、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之一。戴笠的早期经历很大程度上带有神秘色彩。他和蒋介石一样，出生在浙江农村。

其生活的转折点是1926年，他的一位前同学回到浙江，告诉他，国民革命的真正中心在黄埔军校。戴笠而立之年前往广州，同年为黄埔军校第六期所录取。在军校中，戴笠开始收集有关同期共产党员的情报。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共时，戴笠告发了20多名他的同窗。蒋介石得知戴笠的“特长”后即调戴笠做情报工作。这样，戴笠开始了他的独特经历。他从未完成在黄埔军校的学业——这是某些心怀妒嫉的黄埔毕业生所不会原谅他的——但他经特许而获得了文凭。

当蓝衣社组建时，戴笠当上了特务处处长。同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即特务处)处长。因此，戴笠指挥着中国最大的特务网之一。

据说，戴笠所搞的第一宗政治暗杀是1933年2月暗杀一名与日本人合作的旧式军阀张敬尧。以后，不时发生的每一个暗杀事件——许多发生在30年代——都可实际归因于戴笠的特务。1933年6月，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枪杀，据说这是为了惩罚他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人物。这次暗杀进行得很顺利，据说后来蓝衣社在训练其未来的杀手时将这次暗杀当作样板。

1934年11月，上海主要报纸《申报》主持人史量才被阻于杭州和上海之间的路途中，遭到六名身着黑装的蒙面杀手的刺杀。对汪精卫和自由派记者罗隆基的未遂谋杀亦系蓝衣社所为。对诸如益世报、晨报，以及天津民兴报等报社的袭击和投掷炸弹，也应由戴笠的特务承担责任。

尽管南京和上海首当其冲，戴笠的活动还从广州扩大到满洲。1933年下半年有人报导，“蓝衣社使整个广州处于惊恐颤抖之中”。胡汉民在香港撰文激烈谴责它，广州的军阀陈济棠逮捕了74名蓝衣社分子嫌疑犯并对其中9人判以徒刑。《北华捷报》认为：“共产党员在广东也没有受到这么严厉的处置”。

1933年11月福建起义爆发时，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打倒蓝衣社”。

一位著名的起义参加者说道，“(导致起义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法西斯运动的兴起。”来源于日本的材料也评述了蓝衣社怎样使国内形势“空前紧张”。

但是，对蓝衣社没有人比日本人更为不安。

1934年，一份情报警告东京，“蒋介石利用蓝衣社作为反对满洲国、抵抗日本政策的核心。据报，蓝衣社派遣了若干暗杀小组去刺杀日本和满洲国的高级官员与汉奸；他们在满洲国组织抗日义勇军，领导抵制日货运动。正如岩井所言这些活动是蓝衣社“长期抵抗”战略的一部分。

为了证明蓝衣社的反日态度，岩井引用了其“纲领”：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断然否认妥协和平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本社不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将亡我中华。因此，我们决心保持绝对仇日的态度。抗日是本社最为重要和最为神圣的任务。”

毋庸置疑，蓝衣社是坚决抗日的，但这一事实会引起某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这一阶段恰是蒋介石政府严厉镇压学生和其它反日团体的时期。

这里至少存在着三种可能性。

第一，是蒋介石有意实行暗中抗日的政策，但同时又以公开的退让来抚慰日本人吗?第二，是蒋介石违心地认可蓝衣社的反日活动以维持它的忠诚吗?因为，尽管蓝衣社对蒋介石矢志忠贞并受严格的纪律约束，但是如果他不允许蓝衣社分子发泄他们的反日情绪，他们的忠贞会因此而削弱吗?或者，第三，蓝衣社分子的确是抗日的，以致于他们以行动向蒋介石的愿望挑战吗?

7、蓝衣社的遗产

蓝衣社解散于1938年春。根据某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在西安获释只是由于他作出了若干让步，让步之一就是终止蓝衣社的活动。事实上，蒋介石在西安是否对逮捕他的人作出任何承诺从未得到证明。总之，在蒋介石决定抗日之后，像蓝衣社和别动队这样有名的反共和恐怖组织再继续存在下去将会阻碍与共产党的接近。

然而，蓝衣社的精神并未因组织的解散而消失。

1938年8月，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抗日战争期间团结全国各种政治成份的手段建立了起来。因此，CC系、蓝衣社以及汪精卫的改组派甚至与象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这样的非国民党集团进行联合。

在三青团的执行委员会中，蓝衣社的十三太保就占了5名，包括贺衷寒和康泽。在三青团建立后的第一年中，原蓝衣社分子没有对其加以完全控制，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的权力已是占支配地位了。

蓝衣社缺乏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严重依赖蒋介石个人。但蒋介石保护蓝衣社仅仅是有限的。因此，1934年蓝衣社和CC系关系紧张以致几欲兵戎相见时，蒋介石的处理仅是对这竞争的两派作了分工：CC系将其工作集中在国民党内，而蓝衣社在军界展开工作。该裁决仅在一个短时期内有效。两派的敌对继续存在。刘健群争辩道：CC派的反对对蓝衣社的失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