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100周年：一个50后的求学之路

庆祝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100周年：一个50后的求学之路

中国文化中的人事年轮，可能最值得庆祝和自豪的当数百年。

南大哲学系喜逢百年华诞，作为哲学系的学子，内心的欣喜、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百年中，有我人生的三年、女儿五年的求学时光是在母校的知识雨露和理性阳光的滋润、照耀下度过的。

我的三年，提升学术境界、改变了事业轨道、影响了人生态度。

受教于母校的各位师长，在我读博之前早就开始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所在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请南大哲学系办了一期助教进修班，李华钰老师、林德宏老师、赖永海老师等许多老一辈老师都给我们这个班讲过课。

我虽然不是这个班的正式学员，但蹭了不少课，我和许多年轻教员就是由此在学术上快速起步的，也从此与哲学系的老师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获得了终身受教的机缘。

后来，一有空我就来蹭老师们的课，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等经典著作，我也是边听蹭课，边备课，边讲课。

我是在人生求学旅途的年龄极限搭上读博末班车的。

2001年，我已接近45岁时，考取张异宾老师的博士。

像我这样的50后，正是学习的时光赶上文革，以非常方式搭建起的知识结构仿佛置于沙滩上。

后来参军到了部队，上了军校，虽然学的是哲学专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相对熟悉些，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欧洲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甚浅，学术眼界受到局限。

我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

挤上这趟末班车是我人生的最大幸运，正是这三年，改变了我的学问，成就了我的事业，影响了我的人生。

在哲学系的三年时光，让我提升了学术境界。

从导师张异宾老师给博士生讲授公共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时，认识论断裂症候阅读超真实伪自我物象化构型……一串串的新概念让我耳目一新，当张老师对这些西马概念与传统的物质、意识、认识、实践等传统概念进行的条分缕析，让我感到眼前出现了一片广阔的学术新天地。

在后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中，张老师对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鲍德里亚、哈贝马斯、齐泽克、戈德曼等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的深度解析，不管是或扬或抑，都让我们茅塞顿开。

张老师的课场场爆棚，一下课就被粉丝们团团围住，以致我们想请教他问题都很难争到机会。

那时，张异宾老师已经是校长助理了，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从不拖欠课，即使因为重要公务偶尔调整一次，也是马上就补。

他每次上课的板书也很有特点，不论是公共课还是研究方向课，从黑板的某个位置写起看似率性而为，但每次授课一整黑板写满下课，当我们再一次整体回望时，条理脉络的标示、重点内容的圈画，每个字与符都独具匠心。

孙伯鍨老师给我们讲授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他的课充满新观点，而且都有严密论证。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知识储备中，马克思的思想演变是一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同时完成的线性过程，而孙老师认为，马克思1837年加入博士俱乐部一直到《莱茵报》时期，所受到的黑格尔的哲学影响其实是经过青年黑格尔派改装过的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是从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才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转身历史唯物主义、从一般共产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

孙老师对经典著作如此精细的辨析功力让我们惊叹不已，深深启发了我们文本研究的复杂性思维。

刘林元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贡献与党的历史进程关系的分析出神入化，自然贴切，理论的创造性标志范畴与历史的宏观逻辑之间水乳交融。

刘老师对党的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每一理论形态、每一理论范畴的内涵及其精神实质理解和把握的精道，让我们十分钦佩，引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极大兴趣。

侯惠勤老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研究也能妙趣横生。

他对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恩格斯身处其中的历史环境、历史事件的关系的分析中肯贴切，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对不同文本中的同一概念的异同辨析，有些十分复杂、艰深的问题，侯老师只要三言两语，就阐述得一清二楚。

听老师们的课，使我们这些已经有了教授职称的同学认识到差距，找到了努力方向，也真正懂得了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水平，什么样的水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

这三年，我从导师和其他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治学之道，毕业后的科研课题都与在哲学系学习时的感悟有关，比如我申报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外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史》，就是受到张异宾老师主持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启发而确定的。

我的这个课题成果列入了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即将付梓。

珍藏的《博士毕业证》《博士学位证明》已经渐渐老旧发黄，但我从来就没有让自己从南大哲学系毕业过。

原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从组建时就靠南大哲学系的校友撑起了半边天，从朱亮教授、严高鸿教授、程福华教授、徐长安教授到陈明达、唐家辉，他们担负着专业建设的重要任务。

仰海峰是我院哲学系第一个到南大哲学系读博的年轻教师，对南京政治学院的哲学专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他担任我的副手期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根据在母校的所学所知，对我院哲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

为了适应这一发展需要，又先后从母校特招了几名博士，大大加强了我们的教师队伍；每当我们举办全军性的高层次班次，都要请哲学系的教师们帮忙授课，从我的导师张异宾老师到刘林元老师、侯惠勤老师、徐小跃老师等老一代，再到唐正东、刘怀玉、胡大平、张亮等年轻一代，几乎都是有求必应，他们讲授的高端理论专题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办班质量，对全军的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也尽可能请母校的老师，要求全体研究生尽可能参加，老师们的每一次点评都是对我校研究生及其导师的现场指导。

2003年，原南京政治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与母校老师的长期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对于这一点，不仅是我们这些母校学子，就是其他老师也都心存感激。

母校老师的师德师范影响了我们的人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教育者的人生，这是孙伯鍨等老师们启示给我们的人生哲学。

孙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身体状况就不太好，但老人家一丝不苟，授课时间印证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每次的课都讲得满满的。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人生观结合得天衣无缝，他用自己的生命兑现了自己的学问和信仰。

在孙老师去世的前几天，我去医院看望他，只见他极为消瘦的躯体挺着大肚子，因为肝癌晚期，腹水严重，痛苦难忍。

孙老师说话十分艰难，虽时断时续但逻辑清晰，就要与他告别时，他却说：大家很难理解我，我实在受不了，不想再治了。

听到这句话我伤心极了，强忍眼泪对孙老师说：孙老师，您千万不要这样想，医学发展很快，今天没有的技术可能明天就会有。

我们多么希望科学有回天之力，让老人家能永远战斗在马克思主义阵地上。

可他什么话也没说，脸上的表情清楚表明了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宗师对生命的领悟和面对生死的深沉理性。

无私提携后学是母校老师的风范。

1991年，我的《欧洲社会历史观：从古希腊到马克思》要出版，需要专家的鉴定意见。

我壮着胆子把厚厚的一大摞手抄稿送给李华钰老师，李老师二话没说，一口答应。

大概不到十天，李老师就把鉴定意见写好了。

李老师不但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还在书稿上写下了数十多处修改意见，并当面对我说：你这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许多小标题像是通俗读物，要下决心全部改过来。

按照李老师的意见，我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书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在送交出版社后，很顺利地进入了编辑程序。

赏识教育给我留下终身记忆。

只有赏识和鼓励，才能实现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浸润。

从丛老师教我们英语，她那纯正流利的发音加上优雅从容的教姿教态、提问时的和颜悦色，让我这样的英语水平很差的学生减少了不少胆怯。

记得口语考试，从老师按要求让我谈谈对所学专业、研究方向和自己导师的认识。

我最怕的就是英语听和说，既然是考试，也只能壮着胆子讲了一通。

我判断从老师一定会对我表达某种失望，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还面带微笑表扬了我几句。

她的这一表扬让我顿时感到了无限宽容，生动诠释了师道的全部真谛。

毕业后，为了能对得起从老师，我还与同事合作，翻译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埃尔斯特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列入外国马克思主义译丛出版，虽然译文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我心里，是把它当作向母校、向从丛老师递交的订正试卷。

哲学系老师的关心爱护让我们终身难忘。

当时系部吴爱华老师负责研究生管理工作，那时的硕士生、博士生数量多，通讯不像现在方便，课表分发、调课通知、学术活动、学籍报表等各种各样的事务工作繁多，不少学生年龄偏大，单位的事务也难以完全脱身，增加了吴老师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吴老师快言快语，条理干练，标准极高，对学生要求很严，不管是谁，出了不该出的差错，她都毫不留情提出批评，但从她的批评中你能感受到她特有的关爱和期望。

正是她的这种要求让同学们都对她心存敬畏，不敢马虎。

每当想起在哲学系的三年学生生活，都会想起吴老师，想起她为我们的付出。

教师是个充满遗憾的职业，无论多么努力，总也做不到让自己最满意的时候，即使一时满意，很快又是遗憾。

好在女儿何畏也十分喜爱哲学，她也成为哲学系的系友，师从唐正东老师。

现在她也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津津乐道于马克思主义教学事业。

对哲学系一代代老师们的敬仰和感恩，在我这个家庭接续铭记着、传承着。